本篇选自2月29日刊登于《南德意志报》的疫情日记。罗伯塔·玛格里居住在一个意大利北部人口15000的小镇科多诺，该镇已经封锁了超过八天。本篇日记由奥利弗·迈勒记录。

“今天是我妹妹十八岁的生日，而我不能陪伴她。”这就是罗伯塔·玛格里本周的开始。她居住在意大利北部一个人口15000的小镇科多诺，该镇已经封锁超过八天，有军队驻守以确保没有人可以进出。当整个城市处于隔离状态，感觉如何？就像本篇“囚禁日记”所描述一样。

从4岁开始我就住在这里。 科多诺很寂静，是波河河谷中一个很小的地方，Lambro和Adda汇入河流。坐火车到省会洛迪市需10分钟，但洛迪吉亚尼几乎与我们无关。我们把它们视为势利的人，叫它们为“可怜的米兰人”。我们的车站有五个站台，从这里您可以快速到达帕维亚、皮亚琴察、克雷莫纳和米兰。大型高速公路A1也只有几分钟的路程，非常适合通勤。

每逢周二和周五，在老城区的中心广场Cairoli都会有市场。那里一应俱全，包括鸡肉串、鱼和奶酪。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喜欢的摊位。科多诺就如其他小镇一样，每个人都相互认识。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我都会和朋友们去喝开胃酒。

我在特拉瓦诺瓦·德·帕塞里尼（Terranova dei Passerini）的一家机器工厂的办公室里工作，这家工厂离我家有五分钟的路程。我总是在早上7:45起床，这样我可以轻松一点。我不吃早饭。2月21日，星期五，这些所有的习惯和常规都陷入了混乱。一时间所有人都知道了科多诺。

星期五

闹钟响了，我机械地抓起手机。我们当地的报纸Il Cittadino在其网站上写道：“科多诺首个传染病例。”这篇文章中讲到了一个38岁的男人，他被邻镇Casalpusterlengo的Unilever所雇用，是Picchio di Somaglia队的足球员。在报道的末尾还写道，尚未确切证实他患有冠状病毒。

我很平静地离开了家。而在社交网站和一些群聊组中已经开始议论这件事了。在Whatsapp中也广为疯传。音频、新闻，每个人都想知道一些东西，每个人也都认为他们知道一些东西。众所周知，那位叫马蒂亚的患者是阳性，他正在医院里。马蒂亚不是邻居的堂兄，朋友的姐夫或者是踢足球的那个吗？

我无力地坐在写字桌前刷着这些消息。然后我们办公室的老板把我们这三个来自科多诺的员工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卫生部已指示该地区的所有公司，让来自科多诺的员工回家。“我不能强迫你们。但是，如果你们问我，这是更明智的选择。”他说。

我们回了科多诺。我的朋友Saverio在家里，他很独立，经常在家里工作。我们打开新闻频道Sky TG 24，(得知)已知的感染人数持续上升。电话铃一直在响。有一次是我的最好的知己Serena(给我打了电话)，我们彼此认识已有20年了。她说：“Robi，他们把我父亲带到了重症监护病房，他呼吸困难，而且发了高烧。”我告诉她不用担心，这没什么。“你父亲很健壮。”但是我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了前两天。

那是星期三，晚餐后，我们来到了Serena父母的家里。我们和另外两个朋友在厨房里喝了酒。电视里报导着这种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谁知道呢？然后，下午3点左右，科多诺市市长发布通知：所有学校、办公楼和酒吧立即关闭。在星期五！星期五是神圣的，可在这个星期五晚上，一切都糟透了。我们的酒吧也关闭了。电视上报导道，在Unilever的所有员工都必须接受该病毒的测试。

下午6点，Serena再次打来电话，她的父亲(被检测出是)阳性。这就像玻璃摔到了地上，摔成了碎片一样。我一开始发不出声。Serena几乎就要哭了，但他从来不哭。我们现在应该等待指令，她说。我们应该待在家里，不要见任何人。我挂了电话。萨维里奥和我开了一瓶酒，但只喝了一杯，然后我们就在沙发上睡着了，这在平时是不会发生的。

星期六

我们醒得很早，电视还开着。我做了早饭。(感染的)人数飙升，已经有人说，科多诺和周边社区可能也会被封锁。社交媒体上又开始疯传。我每隔几个小时就测量一次体温，没有发烧。

朋友和亲戚都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们，我和他们一样了解(情况)。我们在电视上观看同样的节目，在网上阅读同样的报纸。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市长的消息了。

我给母亲发了她应该为我们购买的物品清单。她说她会照料好这一切的。母亲就是母亲啊。Serena向当局解释周三晚上在她家厨房里的人(有哪些)。他们想确切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显然他们也想与我们交谈，但是没有打电话过来。

星期日

我心情很好。我在烫衣服时告诉我的朋友我正在熨烫，所幸只是虚惊一场! 电视上的病毒专家说这种病毒没有那么危险。11点时我父亲带着他买的东西到了我家，把这些东西放在了家门前。我不能像我想做的那样把门打开或者拥抱他。我们被告知不能和任何人接触，直到Serena也做了测试。

下午他们测试了Serena，结果如何？还要(等)两天。然后当地卫生局终于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们星期三晚上的情况。这些日常(的琐事)变得格外重要。官员宣布将进行隔离:从星期三到3月15日为止的15天。Carabinieri宪兵分布于科多诺的所有入口处。任何人不得进出。我们现在处于最危险区域。

星期一

今天是我妹妹十八岁的生日。我不能到她那里。我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张我们一起庆祝的照片。她点了赞。我发给她一张我给她买的礼物的照片。如果我从这里出去了，我就把它带过去。

晚上，当她们端出蛋糕的时候，我妹妹给我打了视频电话。这就好像我们离得很远，我在一个异国他乡，可(实际上)我们只相距200米。我们唱了“Tanti anguri”，她吹灭了蜡烛，为我切了一块蛋糕，并把它放在手机摄像头前。我们开开玩笑，然后挂了电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18岁。

星期二

我们在等待Serena的测试结果，已经过去两天了。我一直在看着自己的手表。但随后我们从米兰的Sacco医院(该地区所有的样本都寄到了那里)获悉，发生了延误，还要再等两天。我们非常生气，聊天、视频聊天，向我们发送消息。

这种当局可能在欺骗我们的感觉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我发表了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帖子。这样做很好，他们可阻止不了我取笑他们。在读书的时候，我每小时都会看一次每日新闻。Serenas的父亲（状态）很稳定。

星期三

现在报道的感染人数与前几天相比，增长速度缓慢了一些。恢复或好转的患者显然也在增加。这让人心情大好。我所工作的公司现在已经完全关闭，并计划进行智能化工作。军队在外面巡逻，我坐在家里。

对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来说，这种隔离和军事化都显得很奇怪。难道大家不相信我们的常识吗？此外，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一直玩弄职权，饱受争议。在如此敏感的时刻，我（虽然）感觉自己很健康，但是几乎要无聊死了。幸运的是，我可以阅读和写作。尤其是写作，我可以在空闲时间写故事。这拯救了我。

星期四

我不再设置闹钟。我们都向公司请病假，区域管理部门也同意了。Serena发送语音（给我）,她说:“我父亲的情况突然变糟了，医生们不知道他是否能康复。”我的胃突然一阵绞痛。我们也不允许探访他了。

只要没有Serena的测试结果，我们就绝对不能做任何事。四天过去了。下午有了点希望：当地的朋克摇滚乐队Badfrog在Cascina Boffwlli上举行了一场现场音乐会，没有观众，而是在Instagram上直播，以鼓舞被隔离的人们。我是在我们读高中的时候认识这个乐队的成员的。他们戴着墨镜演奏，在乐曲中间开演唱会中的不良评论的玩笑。这样的娱乐是一种祝福。

星期五

San Paolo医院。电视上也几乎不会再谈论科多诺，几乎只谈论米兰了。外面阳光明媚，多少有点讥讽。再过几天，我像念咒语一样重复了几遍，我们就能恢复自由我们仍然在等待Serena的试剂结果。简直难以置信，这竟然需要这么久。只有当她被检测为阳性时，他们才会检测我。Serena的父亲今天好了一些，他们已将他转移到米兰了。

供稿 | 咸佩心、徐佳鑫

编辑 | 程静

审稿 | 吴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