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教育在中国历来享有良好的声誉。早在晚清教育改革之时，德国的教育就进入了中国人的眼界，19世纪70年代普鲁士战胜法国，德国的将军说，这次胜利要归功于我们的老师，这一说法在晚清颇为流行。晚清不少改革者希望效仿德国教育强国的做法，通过建立新式的教育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到民国时代，德国的教育仍然备受推崇，德国大学是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德国的文凭往往是高质量的代名词。总之，中国人一直对德国教育具有一种仰慕的心态。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在与西方隔离多年之后，开始热切地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德国的教育再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教育百废待兴。面对教育事业和教育学科的恢复和发展的艰巨任务，教育管理者和学者都急需了解世界教育发展和教育学科发展的状况。在此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科迎来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发达国家有哪些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中国如何跟上世界发展的形势，这些都是比较教育急需回答的问题。当时关于国外教育发展动态的信息和理论的最新发展都是借助于比较教育的平台而进入国内，从而为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提供了参照。

当时所谓世界教育，其实主要是指发达工业国家的教育，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苏联。当时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就集中在这六个国家。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德国还分为两个德国，西德和东德，当时所专注的只是西德，只有西德的教育被列为先进的教育体系之列，东德的教育很少被关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余年中，德国与其他五个先进国家一起构成比较教育的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是主要的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也是大众心目中世界先进教育体制的代表之一。

大约从2000年开始，中国对待德国教育的观察视角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中国人的眼里，德国逐步失去了那种传统的绝对的样板地位，中国与德国教育之间似乎遥不可及的距离开始逐渐缩小了，历来对德国教育的仰慕视角开始向平视的视角转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新世纪以来的德国和中国教育的发展过程，以便了解这种视角转化的历史背景。以下仅通过三个例子来分析一下这种视角转变的过程。

首先，在欧洲推行博洛尼亚进程中，德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德国放弃了原有的文凭学位（Diplom）和硕士学位（Magister）的老学制，代之以三年制的学士和两年制的硕士学位培养制度。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一改革其实是在制度上把德国的大学教育与中国的大学教育拉平了。原来的文凭学位和硕士学位具有德国特色，而且从制度设计上要高于中国的本科教育。按照当年的规定，中国的本科毕业生只能算是达到了德国大学中的基础阶段（Vordiplom）的水平。而德国实施新的学制之后，德国和中国的大学教育则失去了这一落差，位于同一层次。而且中国的本科教育是四年，德国的本科只有三年。从修业时间和课程量方面看，中国的本科教育更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中国对德国教育的认知角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认为德国和中国的大学教育层次水平是拉平了。在此基础上，有人觉得德国大学对中国申请者的要求也需要改变了。按照此前的规定，中国学生如果去德国申请入学，必须在中国大学完成1-2年的学业，方有进入德国大学学习的资格。这种要求也体现了德国大学教育水平要高于中国大学教育的这一认知。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学生只要通过高考，就应当具有去德国读大学的资格，应当取消必须在中国大学学习1-2年的规定，并写成了专门的研究报告。中国有关部门也依据这些研究与德国有关方面进行了商议。由此以看出，博洛尼亚进程在实际上使德国大学与中国大学站在了同一层次之上，德国在高校学制方面的他样性或样板性由此消失。

其次，经合组织（OECD）在2000年进行了首次国际学生评估测试（PISA），德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测试中的成绩均低于参加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一结果在德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向以教育质量而自豪的德国居然排名如此之靠后，社会舆论哗然。施罗德总理的问题“为什么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且具有文化传统的德国无法在国际教育领域位列先进国家”，也给中国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直膜拜的德国教育居然水平一般，并不先进，德国作为发达教育体系的地位因此大打折扣。2008年，上海中学生也参加了PISA测试，而且成绩骄人，远超德国。比如根据2018年的PISA测试，中国成绩第一，而德国位居二十。虽然上海中学生的成绩未必能够代表中国教育的水平，虽然德国此后大力改革教育、在后来的PISA测试成绩快速提升，但PISA“震荡”还是让德国教育在中国的声誉受到相当的影响，德国教育在中国的地位和声誉因此而不得不重新定位。

第三，国际大学排名也大大改变了中国人对德国大学的看法。如前所述，德国大学在中国历来享受很高的声誉，但自从QS、THE、US News和上海交大大学排名出台之后，德国大学的优越地位也随之在降低。一方面，在这些排名旁中，美国的大学占有绝对的优势，另一方面，中国的精英大学在短短几年中，名次在不断地上升。在2006-2012年间，在四大排行榜中，中国有3所大学的平均排名进入了前100名，而德国有4所进入前100名，而且中国最好的两所大学的平均排名要高于德国的最好的大学。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开始于1998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上宣布“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9年正式启动。德国的精英计划开始于2005年，许多中国人认为，德国的精英计划是参照或模仿中国的“985项目”而启动的。就是说，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面，中国和德国可以说是处于同一起跑线，德国对中国来说并无优势可言。德国大学整体的先进性在中国人的眼中也因此有所降格。

上述三个事件虽然是相互独立的，但均与教育的国际化或全球化有关。首先，全球化给中国教育的发展带来的机遇，在短短的20多年中，中国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一些方面已经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其次，全球化对教育的多样化也是一种冲击，各国不得不跟进国际的潮流，采纳国际流行的标准和模式，德国教育的改革无不是对教育全球化的一种反应，无论是博洛尼亚进程还是大学排名，莫不如此。而这些改革会让中德两国的教育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来，走上同一条道路。第三，所谓全球化，其实为美国标准和模式的扩散创造了条件，由于美国享有全球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霸主地位，其模式和理念因而能够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全球化。德国与中国之前的“师生关系”因此逐步转变为“同学关系”。总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眼中过去所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教育的两分法，逐步让位于美国单一领先、群雄追逐的格局。而中国更决心以最快的步伐接近美国、甚至超过美国，这就是从跟跑到并跑、最后到领跑的中国战略。

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和德国教育各自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对德国教育的认知逐渐发生了变化。德国教育在中国人眼中所享有的优越地位逐渐淡化，中国看德国的眼光也逐渐从“仰视”转向“平视”。随着这种视角的转变，中国认识和研究德国教育的前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和德国的教育发展从“领先与跟随”发展模式变为同步发展模式。在同步发展中，德国虽然也有先进之处和值得学习之处，但并非超前于我们，我们在某些地方还会超前于德国。

当然，还必须看到，中国的德国教育研究者的眼光虽然从“仰视”逐渐转向“平视”，但德国教育在中国的学界、特别是社会中依然享有很好的声誉，依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理想的教育体制。德国的教育往往还是用于批评中国教育的一面镜子。就是说，尽管中国对德国教育的眼界从“仰视”转向“平视”，但德国教育依然具有榜样的意味，中国仍然会向德国的教育制度学习，但这是在一种平等基础上的学习和借鉴。

（作者2020年7月25日在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和德国研究中心做了同题线上报告，此文根据报告整理而成）

排版 | 吴诗颖

初审 | 陈玉玲

终审 | 陈洪捷 吴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