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维也纳突发恐袭，德国警方也迅速展开对相关人员的突击搜查。针对此次恐袭，多国领导人表示“永远不会被恐怖主义所胁迫，我们要团结一致对抗恐怖主义”。无独有偶，诸如此类的社会危机已不是第一次在欧洲上演。一起来看看学者如何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西方社会危机，您又是如何认为的？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 陈猛

当下，整个世界都处于大变革的时代。特别是在西方，近十几年来危机不断地上演：2007-2008年欧美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013年以后在欧美陆续抬头的民粹主义、2014年德国爆发“Pegida”(“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2015年的难民危机、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脱欧、2018年法国的“黄马褂”运动等等。上述这些世界变局和社会危机并非21世纪专属。历史告诉我们，变革和危机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在观察社会变革和危机的时候，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时也会考量文化的视角，而社会心理往往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分析向度。

人们的愤怒、憎恨等情感与暴力和社会动乱紧密相连，前者又会进一步塑造新的国家管理和社会组织模式。1618-1648年间，欧洲爆发围绕不同宗教信仰而展开的“三十年战争”和英国内战。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促使霍布斯看透了人性中的丑恶本质。于是，出于对美好社会和生活的热爱与憧憬，他才设计了一套理想的社会政治蓝图：不同于中国的孟子，他认为人类天性中的恶占据绝对地位，他强调专制政府或者绝对皇权的必要性。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强权的国家和政府，才能管控住人类心中的恶。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也是在民众的愤怒中产生的。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士底狱起义，就是因为人们厌恶了专制王朝的统治；美国建国前夕，人们普遍不满于凌受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大英帝国的统治。于是，愤怒的人们纷纷揭竿而起，比如1773年12月16日发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创立了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

现在民主社会成立之后，也面临着如何平衡人民心中不满和愤怒的问题。这里，西方民主自由身社会暴露了自己的悖论：一方面，要尽量避免大面积的民众不满和抗议；另外一方面，正是由于它标榜着自由、民主和人权，所以在西方社会就不可避免的出现“愤怒的民众”这一现象。所以，对西方社会来讲，如何保证人权和自由，也就是允许人们释放自己不良的情绪的同时，仍然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20世纪中叶以前，阶级反抗、宗教冲突和民族主义曾是引起人们政治愤怒的三大源泉。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通过福利社会的建立，大力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阶级对抗和宗教冲突逐渐淡出了人们生活的视线。此外，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在西方，特别在德国，已经成为了禁忌词汇。但是，最近一些年，西方社会在上述三个方面又出现了反弹的迹象，西方社会的危机也恰好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工业社会及其对应的社会民族文化，让位给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和自身的文化。这种社会转型背后主要的力量当然是资本和全球化的经济，但它在西方社会内部更主要表现为文化冲突。大部分右翼民粹主义者向往过去单纯的主权民族国家，向往过去简单明了的文化身份认同，向往过去共同的价值取向。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世界的多元文化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损失。右翼民粹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者主要是全球化的失败者，也就是说白人、新教教徒、居住在乡村的美国人以及异性恋者等等。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群体则更为多样。除了有一般工人，东德人，威权主义者，还有教师，大学生，医生，小型企业主等。德国右翼民粹主义不是一个同质化、简单易于定位的群体，它是一种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整体现象。促使这些人群走在一起的关键因素不是经济方面的失业或者贫困，而是一种对自身所处社会的陌生感和无助感。他们感觉自己生活的社会，以及国家运行的规则已经不是自己从前所熟悉的，自己已经被新规则控制下的社会拒之门外。传统政党离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越来越远，所以越来越多的选民都弃他们而去。

其次，全球化的发展也重新分化了欧洲的社会结构。上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西方高速发展的经济和逐步完善的福利制度，社会结构均匀，社会凝聚力很强。那时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得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蛋糕，用已故德国社会学家Beck的话说，所有公民虽然收入、出身和社会地位不同，但是大家乘坐的都是向上运行的电梯。而当下，全球化很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造就了大批的具有自由主义和开放先进观念的世界主义阶层(Kosmopoliten)。这个群体虽然不占有最大的社会财富，不是经济精英，但是他们倡导多元文化，支持全球化，支持创新，对世界和陌生人敞开大门，提倡环保和个人主义。这个群体由于自己独特的生活模式，已经在很多大城市，比如柏林，形成了自己固定高档的生活区域，并与底层的人群分离出来。他们送自己的孩子上私人学校，购买私人保险，不再依赖国家统一的福利制度等等，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加速了西方社会的分裂。与这种新的中产阶级相对的是新的社会下层。它大约占社会人口的25-30%。不像以前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底层是一个相对单一、一目了然的群体；新的社会底层拥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理念，所以传统的全民党(Volkspartei)不可能全部吸纳他们，给他们提供政治的家园。

再者，如上所述，由于西方国家内部早已潜伏着众多问题和矛盾，所以深陷其中的人群需要在外部寻找“出气筒”。2015年的难民危机正好为此提供了历史机遇。德国国内反对难民和移民的地区和人群，本身其实并没有受到其直接的负面影响。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不公正待遇和心中的不满“移情”到了别的种族和其他肤色的人群身上。多元文化和身份政治在此时也暴露出了自己的缺陷。最近发生在法国和奥地利的恐怖袭击，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闻了，难民危机以来，这种类型的恐怖袭击在欧洲愈演愈烈，文化融合正一步一步走向文化抗争。

主要参考文献：

1.Cornelia Koppetsch: Die Gesellschaft des Zorns. Rechtspopulismus im globalen Zeitalter. (2. durchgesehene und korrigierte Auflage 2019)

2.Andreas Reckwitz: Das Ende der Illusionen, Politik, Ökonomie und Kultur in der Spätmoderne.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19.

3.Dirk Kurbjuweit: Das Jahrzehnt des Wutbürgers, Der Spiegel Nr. 42.

作者简介：陈猛，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德国政治与社会，中德文化交流史。联系方式：bodhisattva_de@163.com。

编辑 | 孙琪

初审 | 程静

终审 | 吴卫东 咸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