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19世纪中叶作为西方列强之一首次进入中国的视野。在晚清的种种改革中，德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或教育强国一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样板和参照。在中国的眼中，德国是一个发达、值得效仿的国家，这构成中国对德国认知的基本范式。

所谓认知范式，是指我们在认知客体时一种先在的预设，这种预设会决定我们对客体认知的角度、认知的立场、对具体对象选择的标准以及解释的模式等。这种认知范式通常是以被默认、不经反思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思维，并参与到我们对认知对象的具体认知活动过程之中。

中国的德国认知范式，大致包含有如下的内容，（1）德国比我们强，（2）我们比德国弱，（3）我们应当向德国学习，（4）德国的一切都值得我们学习，（5）我们的每一项改革都可以从德国获得有益的经验。

正是在这种认知范式之下，我们在不断地了解和关注德国的历史、德国政治制度、德国经济制度、德国的法律制度、德国教育制度，研究德国的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哲学、教育学、艺术学等。由于我们先在的认为德国是先进的，那么德国人对德国的研究也必然是先进的，所以在了解和认识德国这些制度和知识时，我们也通常以德国人自己的陈述和研究为基础，并自然而然地采用德国人研究自己历史、社会和经济的路径去认识和研究德国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比如我们研究德国的教育学，当然会根据德国的教育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去开展研究，我们的观察视角、研究的主题、所使用的理论、所使用的方法、所依据的材料，从总体上都是建立在德国人自己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唯有如此，我们的研究者才能与德国的同行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的研究才能得到德国学界的认可。只有在涉及中德比较问题时，我们才有可能有一些独立的思路。

无论是基于效仿的基本立场，还是基于德国人自己的德国研究，这些都是我们真正认知德国的限制所在。同时我们注意到，这种效仿式、依附式的德国认知范式目前正在面临一些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在科技与制造等方面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大国的关系也发生了某种变化，中国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们在国内常常听到一些说法，比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等，这些说法其实就蕴含着一种新的对世界的认知范式。

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德国的认知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无论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可以看到一些变化的端倪。在交通、通讯、饮食、娱乐等方面，上世纪80年代中国留学生对德国的惊艳，在青年一代留学生中已经很少听到，代之而起的是经常性的抱怨甚至嘲讽。中国企业虽然仍然在膜拜德国的工业设备与技术，但在某些领域也觉得可以与德国同行平起平坐，甚至有超越德国的感觉。在世界政治格局中，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德国的地位与分量在中国眼中似乎也有所下降。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当代哲学等学科领域，德国的作者和著作在中国受到的关注的程度也呈下降趋势。总之，无论在现实世界中，还是在学术界，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德国从居高临下样板正在走向一个平等的伙伴。

这种认知变化同时带来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在老的认知范式与新的现实之间逐渐出现了一道裂痕，以崇拜为基调的认知范式已经开始不太适用于当下平等的伙伴关系。德国总理在前不久首次访华时说：“当中国发生了变化，我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也必须有所变化”（Wenn sich China verändert, muss sich auch unser Umgang mit China verändern）。这句话也可以这样来解读：“当中国发生了变化，中国与德国打交道的方式也必须有所变化”。打交道的方式变化了，就意味着认知范式也要有所变化。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常言说，屁股决定脑袋。用哲学的术语说，就是存在决定意识。

按照库恩的说法，当旧范式遇到危机时，新范式已在跃跃欲试。旧范式终究会被新范式所替代。一种新的认知范式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德国观，一种新的认知框架，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和一种新的认知旨趣。这种认知方式不以“样板”为出发点，也不以“样板”为归宿，更不是按照“样板”的思维而思维。新的认知范式应该是一种以我为主的、自主的认知范式。

目前国内有一些流行的说法，比如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这些表述的核心其实就是一种自主的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新认知范式。建立中国对德国的认知的新范式，就意味着要摆脱我们一直所依赖的德国话语体系和德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构建自己的对德国认知方式和知识体系。具体说，在新的认知范式中，关于德国认知和知识构成，具体包括议题的设置、问题的提出、概念的使用、解释的体系等等，都要从我而来，因我而来，为我而来，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从德国搬用和借鉴而来。

当然，认知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我们可以想象，一旦新的认知范式被普遍接受，中国对德国的认知图景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如库恩所说，当新旧范式转变之后，“专业的视野、方法和目标都将改变”，“处理与以前一样的同一堆资料，但通过给它们一个不同的框架，使它们处于一个新的相互关系系统中了”。他还更加形象地说，“（范式）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了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很形象地说出了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对德国认知范式发生变化，中国学者、特别是研究德国的学者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在新范式指导下重新构建我们对于德国的认知路径，重新提出我们对于德国的研究问题，重新思考我们关于德国的知识构成，重新思考我们研究德国的立场。或者说，就德国研究而言，我们应当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建立我们自己关于德国的话语体系、概念体系、解释体系。这种新的关于德国的知识体系一定不同于德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也不同于我们此前关于德国的知识体系，而将是一种基于中国的关于德国的全新知识图景和解释框架。

排版 | 林兰馨

供稿 | 陈洪捷

初审 | 程静 盛妤婷

终审 | 陈洪捷 吴卫东